西柏坡干部培训：在“赶考”出发地答好从严治党答卷

　　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《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，在锻造高素质干部队伍方面作出系统部署：严格干部教育培养、选拔任用、管理监督，建设一支政治过硬、本领高强、作风优良、纪律严明的高素质干部队伍;推动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，引导干部为人民出政绩、以实干出政绩;增强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、服务群众本领、防范化解风险本领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本领。把这些要求落到干部教育培训的实处，西柏坡干部培训具有一种课堂讲授难以替代的品质：它不是在“讲”赶考，而是让干部站到“赶考”出发地的现场去“体认”赶考。

　　西柏坡精神的内核——“谦虚谨慎、艰苦奋斗、实事求是、一心为民”，与全会对干部队伍的要求之间，存在着一种历史的接续关系。全会《决定》单列一条部署政绩观教育，强调“引导干部坚持立党为公、为民造福、科学决策、真抓实干，创造经得起实践、人民、历史检验的实绩”。而“赶考”命题从一开始就把“考卷”交给了人民：党中央离开西柏坡时，毛泽东同志说的是“进京赶考”，考官是人民，考题是为谁执政、靠什么执政。西柏坡干部培训的独特之处，正在于它把这一逻辑还原到具体的历史现场。西柏坡纪念馆展板上，七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提议作出的六条规定——“不做寿;不送礼;少敬酒;少拍掌;不以人名作地名;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”——被明确标注为中国共产党人“进京赶考”前定下的规矩。这些规矩不涉及宏大的战略，指向的恰恰是掌权之后最容易松懈的那根弦：会不会因为胜利而骄，会不会因为进城而奢。全会要求“深化政绩观教育”“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”，西柏坡干部培训提供的正是这种“提前预防”的精神场景——在权力运行尚未膨胀之前，先看清“政绩”一旦偏离人民立场会从什么地方开始变形。

　　把全会精神融入西柏坡干部培训，需要实现从“历史回望”到“现实追问”的转化。全会同时要求增强干部干事创业的“四个本领”，这不能靠精神感动来完成，而要在历史经验中提取方法论的含量。周恩来同志当年说过一句很朴素的话：西柏坡的指挥部“一不发人，二不发枪，三不发粮，天天发电报，就把敌人打败了”。这句话常被用来说明“最小的指挥部”打赢了最大的战争，但更深一层的问题是：凭什么几封电报就能调动千军万马?凭的是战略判断的准确、组织体系的严密、执行链条的畅通。西柏坡干部培训如果只是让学员感叹“不容易”，而不去追问“凭什么”，就浪费了西柏坡最珍贵的经验资源。全会强调增强“防范化解风险本领”和“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”，西柏坡时期党中央在资源极度匮乏、信息极度不对称的条件下作出的一系列决策，恰恰提供了“在约束中寻找确定性”的方法论样本。培训课程应当把这种历史经验转化为破解“十五五”开局难题的思维训练，而不是停留在旧址前的集体合影和誓词重温。

　　更关键的一层提升，是从“一次培训”走向“终身赶考”。全会强调“加强干部全方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”，全面从严治党不是一阵风，干部教育培养同样不能是一次性的“打卡”。西柏坡干部培训的真正价值，不在于让干部在几天里获得多少知识增量，而在于它在干部心中植入一个可以反复回望的原点。西柏坡时期那六条规定之所以至今仍然触动人心，不是因为它们多么高不可攀，恰恰因为它们朴素到了“不做寿”“不送礼”的程度——而越是朴素的东西，越容易在日常中被遗忘、被绕过。培训结束后，干部回到各自的岗位，面对的是具体的项目审批、资金分配、考核排名，政绩观的偏差很少以“大是大非”的面目出现，更多时候表现为“这样做也能交代过去”的侥幸。西柏坡干部培训的意义，就是让这种“侥幸”在西柏坡的展板前、在领袖旧居简朴的陈设前，失去它的合理性。

　　“十五五”开局之年，干部队伍的精神状态和政绩取向，直接关系开局的质量。用好西柏坡干部培训这一阵地，不是把全会精神“搬”到西柏坡去讲一遍，而是在“赶考”出发地重新校准一个根本问题：政绩为谁而树，本领为谁而练，监督为谁而接受。答好这道题，才是对二十届五中全会“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”最实在的响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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